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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介绍

1.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现代意义

体育象征着国家的兴盛、民族的安康。体育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所体现出的政治意义更是超越了其运动本身。1953年11月8日至12日,我国在天津市民园体育场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第一次走出边寨。

自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体育工作座谈会后,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定为每四年举行一次,这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从此步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目前,我国已在天津、呼和浩特、乌鲁木齐、南宁(分赛场呼和浩特)、昆明、北京(分赛场拉萨)、银川、广州、贵阳等地成功举办了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到第八届为止比赛项目已由第二届的2个增加到15个,表演项目由第二届的68个发展为148个,代表团从第一届的9个增加到35个,参赛人数从第一届的12个少数民族的395名运动员扩展到55个少数民族的6381名运动员。如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不但比赛规则逐渐完善,而且有会徽、会旗和会标,这标志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已正规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现代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推动国家近代体育项目的开展

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不但促进了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的发展,而且也推动了国家一些近代体育项目的开展,为国家近代体育项目不断输送人才。有些民族体育项目接近或类似近代体育项目,如射箭、摔跤、马术以及达斡尔族的传统体育“波依阔”(与现代曲棍球运动相似)等体育活动,这些民族体育项目只要稍加改革就能直接参加国内外体育比赛。这些项目在民族地区常年广泛开展,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经过科学训练就能快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历届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员中1/3的选手来自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我国达斡尔族人口只有15万人,但是这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波依阔”填补了我国曲棍球运动的空白。20世纪70年代,国家体委在全国考察时发现达斡尔族的古老运动“波依阔”与现代曲棍球的比赛规则、双方参赛阵容都十分相似,于是1975年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组建了男子专业曲棍球队,并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进行表演赛。1980年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又组建了我国第一支女子曲棍球队。男、女曲棍球分别于1983年和1987年被列为全国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参加各类国际曲棍球比赛,取得了一系列优异成绩。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取得了第一届亚洲杯赛的第三名,第11届、第14届亚运会的第五名。2006年获得多哈亚运会的亚军。

2008年中国男子曲棍球队首次参赛北京奥运会,在中国男子曲棍球参赛队员中有7人是来自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少数民族运动员。多年来,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达斡尔族曲棍球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运动员,先后有28人次的达斡尔族运动员代表中国到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进行访问比赛。山东、江苏、广东、甘肃曲棍球队的教练也都是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我国的第一位国际曲棍球裁判尹玉峰,第一位女子曲棍球教练员哈森均来自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006年,达斡尔族曲棍球运动员德力英到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执教,他所执教的曲棍球队连续两年获得该国全国冠军杯赛的冠军。现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已把曲棍球列为传统体育的重点项目,当地中小学体育课程也将曲棍球列为教学内容。在中国曲棍球运动的发展中,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始终发挥着基石和摇篮作用。

2.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可持续发展

 举办大型运动会和各种竞赛活动是推动民族体育普及与提高的最好方式。截至目前,全国各省区市(除港澳台)都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省区级民族运动会,其中26个省区(市)已形成每4年一届的赛制。各省区市(除港澳台)举办的本地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反过来又为全国民族体育运动会奠定了基础。

为了不断提高民族体育运动会的竞赛水平,使民族体育项目更加规范化,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各省区(市)开始有目的地建立民族体育项目基地,对运动员进行经常性的培训。目前,全国20个省区(市)建立了155个民族传统体育基地。例如,北京市确定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4个民族体育训练基地和14个推广基地。民族体育基地的建立对稳定运动员队伍,保证传承,提高训练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

2000年以来,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吉首大学、大连民族学院、河北体育学院、山东济南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等高校,先后分别开设了民族体育专业或民族体育课程,这使民族体育总体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和明显发展。
近年来,一些深受少数民族群众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已成为全民健身项目而进入城市社区的健身活动。例如,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将摆手舞、板凳龙、竹龄球、武术等民族体育项目列入全民健身计划,经常有10万人参加活动。民族传统体育中的射弩也深受人们喜爱,已成为一些城市娱乐中心的健身娱乐项目。这些都标志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3.少数民族运动员英才辈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少数民族地区为国家的一些体育项目培育和输送了许多优秀的民族运动员,这些运动员在国内外比赛中都创造了优异成绩。如著名回族游泳运动员穆祥雄三破100米蛙泳世界纪录,回族篮球运动员刘贵乙曾为国家男子篮球队总教练,朝鲜族足球运动员金龙湖、李逢春、崔曾石和体操运动员金虎石等都是新中国第一代“国手”。维吾尔族排球运动员卓尔汉、马立克,朝鲜族足球运动员张京天等都是我国著名优秀运动员。

20世纪60—70年代,在中国登山运动行列中活跃着许多藏族运动员,他们与汉族运动员一起先后征服了30多座6000—7000米的高峰、6座7000—8000米的高峰。在中国两次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壮举中,12名登顶成功的运动员中有9名是藏族运动员。1960年5月25日藏族运动员贡布与队友王富洲和屈银华一起登上珠峰顶峰,首创从北坡攀登珠峰的世界纪录。

我国著名藏族女登山运动健将潘多,1958年被选进国家登山队后,怀着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曾分别和战友们一起在1959年和1961年登上新疆境内的慕士塔格峰和公格尔久别峰,两次创女子集体登山世界纪录。1975年5月27日,潘多又和藏族男队员索南罗布、罗列、桑珠、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钦和汉族队员侯生福再次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把五星红旗胜利地插在珠峰顶上,创造了集体登珠峰顶峰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潘多首创了女子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记录,她被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记特等功,并三次授予荣誉奖章。

藏族运动员仁青平措在攀登托尔木峰的过程中,当距顶峰只差40米处时,他突然发现新队员王辉坐在没膝的积雪中无力前进,便毅然放弃登顶的机会去救护自己的队友。蒙古族运动员宝音在第二次攀登珠峰时,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接通被狂风吹断的电话线,保证了指挥系统的畅通,为登顶成功作出了贡献。每一次的登山成功,都是由各民族运动员共同谱写的一曲民族团结凯歌。

20世纪70—80年代,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足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女篮在国内都曾名列前茅。回族武术运动员王新武1975年在第三届全运会上获太极拳第一名。锡伯族运动员顾锦林从1978年至1983年先后7次获得全国古典式摔跤68公斤级冠军。哈萨克族摔跤运动员索里提坎,1978年至1984年7次荣获100公斤级全国冠军。维吾尔族的法吐梅(女)1974年在世界中学生运动会上获体操全能、平衡木、跳马三项第一。青海的藏族运动员周毛加荣获第七届亚运会标枪冠军。
在军事体育项目上,鄂伦春族优秀射手葛畏列和白族的董富等都创造了好成绩;满族射击女运动员金东翔1980年在国际比赛中为国家获得7块金牌,她的步枪射击还打破了世界纪录。

回族体操运动员马艳红在第20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和第23届奥运会体操赛中均获得高低杠冠军。马艳红的“蹦杠后空翻转体360°下”被命名为“马艳红下”,这是第一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

黎族撑竿跳高运动员吉择标1978年至1987年共获国际国内比赛前三名56次。白族长跑运动员张国伟在国内和国际比赛中获20多枚金牌。朝鲜族运动员罗致焕在1986年世界锦标赛中打破世界男子速滑全能纪录,并在1500米比赛中为中国赢得速度滑冰的第一个冠军。壮族体操女运动员黄群在美国杯体操比赛中与著名体操运动员李月久合作获男女混合比赛第一名。

满族优秀女子举重运动员高丽娟1987年在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上,以195公斤的总成绩获60公斤级金牌;同年10月她在首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上以挺举1205公斤,总成绩180公斤获两枚金牌,并创造了这两个项目的全国和世界纪录。

回族武术运动员赵长年,身手矫健,功夫扎实,在首届国际武术锦标赛中获全能、长拳、刀术、棍术4项冠军;在第六届全运会上获刀术、对练2枚金牌;从1978年至1987年他在国内外比赛中获金牌53枚。

回族摔跤运动员康小伟,1984年在第一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上夺得100公斤级冠军;1986年3月出访日本,分别战胜日本大学生冠军和全国冠军;1987年又在第六届全运会上获130公斤级冠军。

被誉为“体操王子”的壮族运动员李宁,为中国体操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1981年7月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自由体操、鞍马和吊环3项冠军。1982年6月在世界体操国际邀请赛上夺得全能、鞍马和吊环等4项冠军,同年10月在第六届世界杯赛上以5945分成绩获全能冠军和鞍马、自由体操、单杠、吊环、跳马5个单项冠军,成为在一次世界体操比赛中获金牌最多的选手。1984年在第23届奥运会上他夺得3枚金牌、2枚银牌、1枚铜牌。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蒙古族优秀篮球运动员巴特尔,1994年在日本广岛亚运会上首次作为中国篮球队队员上场,此后一直是国家队的主力。2001年巴特尔作为第二位加盟美国NBA的中国篮球运动员与丹佛掘金队签约,成为第一个在NBA首发的中国球员。2002年至2003年赛季巴特尔随圣安东尼奥马刺队获得年度NBA总冠军,他捧起了奥布莱恩杯并获得了NBA总冠军戒指,他是第一个获得该荣誉的中国球员。巴特尔与姚明、王治郅并称为中国男篮的三大中锋,他的个人技术特点是身体强壮,作风硬朗,篮下转身投篮动作快,能里能外,防守出色,篮板球和盖帽突出。

土家族女子举重运动员杨霞2000年在第27届悉尼奥运会上,在女子举重53公斤级的比赛中,以100公斤的成绩打破了98公斤的抓举世界纪录,获得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子举重53公斤级冠军。

侗族跳水女运动员李婷2004年与队友劳丽诗夺得第28届雅典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台跳水冠军。2006年她与郭晶晶获得第11届跳水世界杯赛女子3米板双人冠军。
新疆哈萨克族拳击运动员哈那提•斯拉木夺得2008年第29届奥运会拳击69公斤级铜牌,他曾获得2000年新疆拳击锦标赛冠军,2003年全国拳击锦标赛亚军,2003年全国拳击冠军赛亚军。

少数民族中还有一批优秀的体育教练。回族游泳健将穆成宽、穆祥雄父子培养出了众多的游泳运动员。

维吾尔族拉孜•买买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摔跤队总教练,他训练的新疆摔跤队多次获得全国比赛团体前三名,他所带的队员从1978年至1987年共获得63枚金牌、53枚银牌、31枚铜牌。

回族柔道教练刘玉琪多次出任国家柔道队(集训队)主教练和总教练,率队参加亚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重大国际比赛,培养出了十多名全国冠军。

陕西省武术队回族教练马振邦是全国5名一级武术教练员之一,优秀武术运动员赵长年就是他培养出来的。

著名回族武术家王子平(1881—1973年)自幼习武,终生不辍,1918年在北京万国比武大会上击败沙俄拳师康泰尔;1919年在济南摔伤日本柔道大师宫本,拉倒美国拳师阿拉曼;1921年在美国万国竞武场吓退美国拳师沙利文;还曾击败德国大力士柯芝麦。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全国武术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委员等职。1960年任中国访问缅甸武术队总教练,跟随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他的武术著作有《拳术二十法》、《祛病延年二十势》、《花式跳绳》等。

新疆锡伯族优秀女射箭选手郭梅珍1980年在北京中日射箭比赛中,女子双轮全能成绩超过了奥运会纪录。在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上,郭梅珍和丈夫汝光共获得射箭比赛10块金牌中的7块,其中包括男女全能金牌。1980年第一届亚洲杯射箭锦标赛上,她在单轮70米比赛中分别以300环和297环的成绩超过了292环的亚洲纪录,同时超过此项目的奥运会纪录。2008年北京奥运会,郭梅珍作为中国射箭队教练员,带领薛海峰等运动员获得射箭男子团体奥运铜牌,这是中国射箭运动的一项重大突破。

随着近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中国少数民族运动员以强健的体魄、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卓越的体育才能,不断加入国内和国际比赛的行列,在全国和世界体坛上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资料来源:《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

2.少数民族体育的特点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有较强的竞技表演性、娱乐观赏性和强身健体作用,它极大地丰富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也是少数民族节日的重要内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反映了我国各民族的民族特色、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以及各民族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充分展现了中华各民族的精神风貌。

1.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例如,在古代蒙古族就以能骑善射闻名于世,成吉思汗的13个“古列延”(军事组织)里,精于骑射的达3万人之多。成吉思汗的军师木华黎不但足智多谋,而且射箭方面颇有造诣。元史中记载:(木华黎)“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强”。

在蒙古族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那达慕”大会,已有700多年历史,“那达慕”,蒙古语是娱乐或游戏的意思。到元、明时期,射箭、赛马、摔跤(搏克)已成为“那达慕”的三项固定竞技项目,是蒙古族男子必会的三项技艺。蒙古族摔跤(搏克)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西汉初期开始盛行,元代广泛开展,至清代得到空前发展。康熙皇帝每年木兰秋狝结束后都要和蒙古各部台吉举行联欢,联欢宴会上除了精彩的摔跤外,满族和蒙古族所喜爱的赛马更是令人惊心动魄,近百匹好马扎好马鬃马尾,去掉马鞍,骑手全部是少年儿童,赛程一般为10公里。一声枪响,群马在草原上奔驰,最先到达终点的36人被给予奖赏。

藏族传统体育历史也十分悠久。早在一千四五百年前,西藏雅砻地区“望果节”中就有了角力、斗剑、耍梭镖等娱乐活动,以后又增加了赛马、射箭、唱藏戏等。公元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在修建布达拉宫的典礼上曾举行过摔跤等体育比赛。拉萨布达拉宫壁画就有一幅摔跤图,在拉萨大昭寺也有不少壁画绘的内容是摔跤前的准备动作和摔跤时的各种姿势,这表明藏族人民在古代就喜爱摔跤活动。公元15世纪,五世达赖在规定藏族男子必须具备的“九术”中,体育项目占了六术,即射箭、举石头、跳远、赛跑、游泳、摔跤。从公元1409年开始,每年一月,由噶厦组织的寺庙传召闭幕式上都要举行3天的体育比赛,比赛内容有赛马、赛跑、摔跤、抱石头、马术、射箭等。

藏族的马球运动距今有1200多年的历史。马球,古代称为击鞠、打球或击球,是一项马术与击球融合为一体的球类运动,竞争十分激烈。比赛时队员分为两队,骑马飞驰击球,以球进球门多少定胜负。由于它是一项相当惊险激烈的活动,所以要求竞技者不仅具备强壮的体魄、高超的骑术与球艺,更要有勇敢、灵活、顽强、机智的素质。《旧唐书•吐蕃传》和唐朝人封演所著的《封氏闻见记•打球》篇中,都曾记载了一场中国古代体育史上汉、藏两民族之间的著名马球赛。景龙三年(709年),藏王赤德祖赞(704—754年)派遣使臣尚•赞多热拉钦到唐朝都城长安请婚和亲,唐中宗应允将金城公主嫁与藏王赤德祖赞,又在蓬莱宫大殿举行盛大欢迎宴会宴请吐蕃使团,并请吐蕃使团在内苑场地观看马球比赛。吐蕃使团中有不少马球高手,他们要求与唐宫廷人员进行比赛,唐中宗先让宫中供奉与吐蕃使臣比赛,赛了数局吐蕃使团队都获胜,于是身为临淄王的李隆基又带领嗣虢王李邕、驸马都尉杨慎交、武则天的侄孙武延秀等三人与吐蕃使团队再赛,形成四打十阵势,最后双方势均力敌。这场被载入史册的精彩马球赛一直传为我国汉藏文化史上的美谈。

古代西域打马球也是一项较普及的体育运动,古代西域不但男子打马球,女子也打马球。吐鲁番出土了一件打马球的彩绘泥塑,这件泥塑富于动感,准确生动地将马球运动中骑马者和骏马的姿态表现了出来。在塔什库尔干县城北还发现一个长150米、宽50至60米,有围墙和土台的古代马球场,这印证了史料记载的古代马球场是“千步之长,平砥如削,光滑如镜”。如今在新疆塔什库尔干仍能看到马球比赛,而且是以木碗滴水的古老方法来计时。

壮族人民喜爱的抛绣球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壮乡三月三,歌山情海绣球飞。壮族人民喜好唱歌,男女相恋、婚嫁、祈神均以歌代言。农历三月三是壮族人以对歌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性节日活动,称为歌圩,传说是为纪念壮族歌仙刘三姐。举行歌圩之前,壮族小伙子都要前往场地搭彩棚,姑娘们要赶制绣球。等到歌圩这天,男女青年各在一边用山歌来倾吐彼此的爱慕,并碰彩蛋、抛绣球,绣球带着姑娘的心在空中飞舞,小伙子接住了对方抛来的绣球便是接住了幸福的爱情。

朝鲜族摔跤早在三国时期就十分盛行,高句丽时期的古墓壁画中就有角抵的场面。记载朝鲜族摔跤的最早文献是公元1330年的高丽史。朝鲜族妇女喜爱的荡秋千最晚也起源于13世纪。到李朝时期秋千已发展成大规模的竞赛项目,秋千比赛只限女子参加,以高度和触铃决输赢,分为个人和双人两种。秋千高度比赛是秋千在规定次数内荡到最高点计算成绩,触铃比赛是在规定的高度和时间内以参赛者触铃次数计算成绩,触铃次数多者为优胜。秋千比赛惊险刺激,李朝时期著名作家成伣曾做过非常形象的描绘:“争揽彩索如飞龙,金铃语半空。”

维吾尔族民间古典技艺“达瓦孜”是一项古老的杂技表演,它是体育与杂技的结合,其历史与维吾尔族大型音乐套曲十二木卡姆一样久远。据史料记载,“达瓦孜”表演源于两千多年前的西域,曾在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地盛行,汉代传入中原。“达瓦孜”维吾尔语叫“达尔哈齐克西”,“达”在维吾尔语是“悬空”之意,“瓦孜”则指嗜好做某件事的人。“达瓦孜”一词是借用波斯语“达尔巴里”,意思是高空走大绳表演。公元11世纪70年代完成的《突厥语大词典》对达瓦孜也有记载。新疆拜城县附近的克尔孜千佛洞第77号洞窟的壁画中也有表演达瓦孜的绘画。

高山族的竿球、拉祜族的打陀螺、傣族的划龙舟以及其他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都源远流长,积淀了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

2.鲜明的民族特色

我国各民族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地域环境不同,因此也就形成了各民族独特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由这种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孕育出的民族传统体育,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鲜明地表现出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和风格特征。

(1)回族拳术和刀术

回族武术与伊斯兰文化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回族武术文化。清真寺是回族民俗生活的中心,一般都建造在回族居住区的中心,回族的武术学习与交流也在寺院内。常言道“从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这句话形象地表明回族武术与伊斯兰教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如伊斯兰汤瓶功、汤瓶七式拳、穆林拳、十路查拳、十趟弹腿、心意六合拳、回回十八肘等均为回族独有的拳种,有所谓“回回拳”之称,这些拳术以刚劲有力、攻守清晰等风格而风靡拳坛。

今山东省冠县回族中流传的查拳是回族的教门拳之一,有十路查拳,其中以四、五路查拳流传最广。相传是由西域回回查密尔所传,后人便以他的姓氏命名为查拳。该拳起式的“都瓦依”和“依玛尼”式都带有浓厚的伊斯兰教文化特色。

查拳的风格特点是姿势舒展挺拔,发力迅猛,动静有致,刚柔兼备,节奏鲜明,步法灵活多变,结构严谨,功架整齐,无论往返进退和上下起伏都力求协调配合,整个套路潇洒矫健,是长拳中较为系统的拳种。

弹腿是查拳的主要基本功,弹腿俗称“教门弹腿”,产生于明代,盛行于清代中后期,是以腿法、腿技、腿功为突出特点的回族武术门派,有六路、十路、十二路查拳弹腿之分,因其发腿迅疾、如弹丸射出,故得此名。

回族重刀是京津一带的传统兵器。天津市回族大刀成名于明成祖初年,相传燕王朱棣的一个金陵籍回族将领惯用一把60斤重的大刀征战,他随朱棣北伐平定天津,后举家迁至天津,于是有了津门曹氏大刀。今天的曹氏大刀是津门武术大侠曹金藻(1889—1966年)阿訇遗留下来的一套刀法,曹金藻武艺超群,曾与霍元甲并称为“回汉双侠”。曹金藻阿訇融合“北派少林”的长拳、桩功、散手与“西洋拳”以及祖传“十手拳”,独创了“七十二式连环套拳”,集南拳北腿、摔跤擒拿为一体,尤以“青牛扫尾”、“潜龙出渊”和“鬼推转”三招最具特色。曹金藻的儿子曹克明继承了其父的刀法,他在本门刀法基础上又挖掘整理,自创出“曹门刀式”,使之成为一套完整独特的重刀刀法。曹克明还组建了天津市第一家回族武馆“回族大刀花样举重队”。曹氏大刀在津门体坛独树一帜,如今已传至第五代曹仕伟、曹仕杰兄弟,传授方式也由家族世袭变为开放式。

天津市回族大刀队表演所用大刀最重达80公斤,也是曹家的传家之宝。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天津代表团津门回族大刀的表演引起了极大轰动,10名大力士高举几十公斤及近百公斤的大刀入场,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大刀表演技巧很多,举、抓、拧、旋、撇,托举、挂脖、倒地、背飞、水劈、狮子披红、乌龙摆尾、雪花盖顶、掌中花、叠罗汉等招式、套路和动作刚柔相济、动静结合,集力量与技巧于一体,既充分展示了回族弘扬民族武术的精神风范,又体现出民族性、传统性、技巧性和观赏性。2006年5月20日,回族重刀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文化部确定,天津市的曹仕杰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2)曲棍球

曲棍球堪称中国最古老的杆球运动。在“曲棍球之乡”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曲棍球运动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无论春夏秋冬,无论男女老少,拿杆就能打,有球就会玩,掌握娴熟的击球技巧是每个达斡尔男子必备的本领。曲棍球与达斡尔族人的生活密切相关,过去姑娘们出嫁时要带上一根精美的球杆作为情物,以示对心上人的赞美和期望。达斡尔族语称曲棍球运动为“贝阔他日克贝”,称曲棍球杆为“波依阔”或者“贝阔”,把曲棍球称作“波列”。“贝阔”多用根部带弯度、树干挺直的柞木制成球杆,木质坚硬而富有弹性,便于击打。“波列”则用杏树根或柞树根削磨成木球,或用毛毡加工成毛球,有拳头般大小。大人一般用木球,小孩一般用毛球。

近代曲棍球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有英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印度等国,但是曲棍球运动在我国的历史远比这些国家悠久。曲棍球在唐代称“步打球”,当时唐朝宫廷中男女都盛行步打球。北宋时期曲棍球被称为“步击”。到了辽代,契丹人中盛行曲棍球运动,《辽史》中称曲棍球运动为“击鞠”。辽代以后,曲棍球运动在我国其他民族中逐渐消失,唯有达斡尔族保留至今。达斡尔族是契丹人的一个分支。在达斡尔族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内,有较大的平原和牧场,这为达斡尔族人开展曲棍球运动提供了天然草皮场地,也许正是这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才使达斡尔族人将这项运动传承至今。

达斡尔族人在重大节日、集会以及农闲时,都会以村屯为单位组织曲棍球比赛。最有趣和最具特色的曲棍球比赛是在夜晚,当夜幕降临后,达斡尔族人用火把围成一块场地,这时用桦树的菌球或毛毡球穿上很多小孔,填塞松明或油脂,将球点燃以后,双方队员以火球为目标,进行对抗比赛。小小的火球在夜幕中飞来舞去,划出一道道红色的弧线,成为达斡尔村屯夜晚一道最美的景色。

鉴于达斡尔族人对这项古老运动的传承,1986年国家体委正式命名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为“曲棍球之乡”。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达斡尔族人的曲棍球运动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藏族的赛牦牛,赫哲族的叉草球,白族的霸王鞭,纳西族的东巴跳,彝族的跳火绳,朝鲜族的顶水罐赛跑,傈僳族的上刀杆,傣族的孔雀拳,侗族的抢花炮等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也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为这些民族所独有。另外像维吾尔族的达瓦孜和沙哈尔地(空中转轮),哈萨克族的姑娘追,朝鲜族的秋千和跳板,回族的木球和西域拳,黎族的跳竹竿,苗族的爬坡杆,高山族的背篓球赛,羌族的推杆,土家族的斗角、抵杠,锡伯族的射箭,裕固族的赛骆驼等传统体育项目,也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民族特色不仅表现在各民族独有的传统体育项目中,在各民族都拥有或几个民族拥有的相同体育项目中也各具不同特点。如我国各民族的传统武术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许多民族都有的射箭运动,其活动方式和文化内涵也不相同。已被列入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的摔跤,有蒙古族式摔跤“搏克”,维吾尔族式摔跤“且里西”,彝族式摔跤“格”,藏族式摔跤“北嘎”,回族式摔跤“绊跤”和朝鲜族摔跤。虽然都是民族式摔跤,但比赛方式和比赛规则却各不相同,表现出不同的民族风格。

3.地域特征明显

民族性和地域性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差异。不同的地域环境产生不同的文化以及生产方式,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各民族生存的地域环境。不同地域环境产生的传统体育形式明显不同。俗话说:“南人驾舟,北人驭马”。北方蒙古高原,草原辽阔,蒙古族人民善于骑马、射箭。山地藏民族善于攀登,喜爱登山、抱石头、赛牦牛等传统体育运动。我国南方气候温和,江河众多,水源充足,南方少数民族善于游泳、潜水,热衷赛龙舟活动。侗族能在石洞和石缝中潜水捉鱼,如果没有极好的水性是无法做到的。生活在湘鄂黔渝交界的高山密林中的土家族,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环境中常用飞棒打野兽维持生活,如今打飞棒已成为该民族的体育比赛项目。彝族的射箭和摔跤,瑶族、拉祜族的射弩和打陀螺,黎族的跳竹竿,高山族的背篓球、打陀螺等体育运动也都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东北冬季的寒冷气候为冰雪运动提供了活动环境。在松辽平原生活的满族先民善于滑冰,他们发明了冰鞋、爬犁、拖床等冰上滑行用具,还创造了各种滑冰技术。满族先民起初把兽骨绑在脚下滑冰,后来演变为用一根直铁条嵌在鞋底上滑冰,俗称“跑冰鞋”。跑冰鞋在19世纪中叶以前是满族八旗士兵必须操练的一项军事技能,冬天满族士兵还常在太子河上举行滑冰比赛。满族入关后清王室仍旧保持以滑冰训练军队的旧俗,每年都要在太液池(今北京北海公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滑冰检阅,称为冰嬉。满族冰嬉是我国古代冬季冰上运动项目之一。

赛牦牛是藏族牧民们非常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竞技运动。牦牛善于跋山涉水,自古被称为“高原之舟”。但是牦牛性情粗野,感觉敏锐,碰到惊吓立刻急速奔跑。赛牦牛的赛程为2000米,参赛牦牛个个体大健壮,比赛时牦牛身上的长毛经过梳洗打扮,挂上五颜六色的鞍具,佩上醒目的号码,站在起跑线上整齐地排成一排。骑手们威风凛凛地昂首远眺,只听裁判一声令下,骑手们立刻扬鞭呐喊,急速奔驰,牦牛隆隆的蹄声伴着人们的呐喊声,使赛场上气氛热烈,激动人心。
南方的少数民族与水有不解之缘,龙舟竞渡是很多南方少数民族喜爱的传统活动。云南大理洱海的白族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在农历八月初八“耍海会”上举行龙舟比赛。赛龙舟这天,很多参赛龙船装饰一新,只听一声炮响,赛手们船桨同时击向水面,在锣鼓声、唢呐声、号子声、船桨的击水声和岸上观众的呐喊助威声中,条条龙舟由东向西驶向海心500米折返点的标志处,船到达标志处后又迅速绕回,最先返回岸边的便是胜利者。

划龙舟也是傣族泼水节的一项重要活动。每年傣历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公历4月13日至15日左右)是傣族泼水节,泼水节是傣族的年节。泼水节第一天叫“桑刊日”,意思是送旧,也就是一年的除夕。“桑刊日”并不泼水,主要是举行划龙舟活动。1961年4月14日,周恩来总理穿上傣族服装参加“泼水节”,还观看了龙舟比赛。周恩来总理高兴地说:“划龙舟不仅是娱乐活动,而且也是体育活动,开展这样的活动增强人民的体质,练就保卫祖国的本领。”

贵州黔东南、广西大苗山、湖南湘西的苗族也都过“龙船节”,贵州台江和施秉交界的清水江边,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当地苗族都欢度历时四天的龙舟节。

4.民族体育源于独特的生产方式

我国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源于各民族独特的生产方式。迁徙的游猎生活决定了狩猎民族的生产工具为弓箭和弩。原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满族以擅长弓箭著称,世代相传的游猎生产方式鲜明地展现在他们的传统体育中。清朝八旗以骑射为本,以习射为娱乐,家家设有“射圃”,定期举行“射会”。满族射兽舞蹈(清代称“射妈狐子”和“象功之舞”)整个过程都是表演追逐野兽和拉弓射箭的动作。

身居南方深山老林的瑶族在古代就使用弓箭狩猎,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诗歌《岁晏行》中真实地描写了瑶族不畏寒冷冬季狩猎的场景。中唐诗人刘禹锡任连州刺史时亲眼目睹了一次瑶族村寨的大型围猎活动,创作了《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诗作。这首诗歌突出表现了瑶族先民丰富的狩猎经验以及劳动智慧和严密的生产组织。如提前设置罗网,利用烧荒赶兽,使用猛犬猎鹰,以及围猎者们默契的配合最终使围猎活动获得成功。瑶族先民围猎时的彪悍勇猛和箭法的准确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居住在云南西北部贡山独龙河谷一带的独龙族也善于用弩狩猎。独龙族人把射中野兽看做是自己的荣誉,集体狩猎时猎手都把自己使用的竹箭做上标记,便于识别猎物是被谁射中的,在分配猎物时将兽头和兽皮分给射中者以示奖励。射弩高手常把自己猎获的野兽头骨挂在门前,作为擅长狩猎的标记。人们一见这些标记便知这里住着一位狩猎能手。为了提高狩猎技能,独龙族村寨经常举行射弩比赛。

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珞巴族世代过着采集、狩猎和捕鱼的生活。珞巴族孩子从小就在丛林中攀藤越涧,操弓练射,长大后每人都是技艺娴熟的好猎手。珞巴族历来有“善射民族”之美称。射箭、碧秀(响箭)是珞巴族的传统体育项目。碧秀是深山密林中狩猎时寻找同伴用的信号,平时也可以比赛。碧秀的弓弦使用精致的细皮绳,箭头是青橡木制的方形哨,射出后发出“呜呜”的声音。

赫哲族人喜爱的传统体育运动叉草球是从叉鱼演变而来的。赫哲族人的叉鱼技术很高超,从水中冒出的一个个圆圈水波纹他们就知道是鲤鱼在水下吃食,将渔叉直插下去必然叉中。如果水纹向两边分开,就知道是草鱼在水中吃青草,只要侧投掷渔叉就必定命中。为了培养孩子们叉鱼的兴趣和技能,赫哲族在青少年中开展叉草球活动。他们用草编制成一个草球,一人把草球扔在地上滚动,另一人投掷渔叉将草球叉住。草球在地上滚动犹如鱼在水中游动,要想叉中草球必须手疾眼快,稍有偏差就会落空。叉草球是赫哲族一直喜爱的运动,每逢春节青少年就聚在一起比赛。

居住在阿勒泰山区的哈萨克族的先民们脚踏滑雪板打猎。据《蒙古秘史》记载:乃蛮“其语言与畏吾尔同,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颇知田作,遇雪则跨木马逐猎”。此处所说的“乃蛮”是历史上久居阿勒泰山中的一个古老民族,即哈萨克族的先民。“遇雪则跨木马逐猎”就是冬季脚踏滑雪板打猎。阿勒泰地区冬季大雪封山,骑马难以出行,滑雪板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牧民放牧、巡逻、狩猎均离不开它。他们自己制作的土滑雪板长2米,宽12厘米,底部蒙上马皮,滑起来很轻巧。近几年阿勒泰地区在学生中成立了滑雪班,使用正规比赛的高级滑雪板训练,在全国比赛中这些业余滑雪队曾获得较好名次,是全国业余少年滑雪队中成绩较突出的强队。

毽球运动是由侗族、苗族和水族都喜爱的手毽演变而来的。手毽是模仿插秧时人们抛接秧苗的动作。满族的传统体育珍珠球是由模仿采珠人的劳动演变而成,珍珠球比赛动作优美,极富观赏性。

5.民族体育与军事的紧密结合

我国民族体育竞技项目中有相当大部分是由军事训练演变而来的。古代藏族是以牧业为主的马背民族,会骑马成为人们生存与征战的主要方式,据《敦煌写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略》记载,吐蕃王子从小就要学习骑马。马球运动是吐蕃王朝提高骑马作战技能的最好方式,当时吐蕃王朝为增强实力,特别重视军队体育运动和操练马术,马球运动在军中蔚然成风。赤德松赞(798—815年)时期已非常注重从马球运动中培养和选拔骑兵人才,这从客观上促进了吐蕃马球运动的发展和传播。

傣族的武术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唐朝时期,属南诏地方政权统辖下的傣族地区就有秋后练习武术和刀剑的军事制度,当时傣族的“白衣没命军”是南诏最得力的部队。《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傣族“男子尽武士,除战争游猎养马外,不做他事……”由此看出古代傣族的武术主要用于军事。

古代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以畜牧狩猎为生的民族,社会组织是军民一体,放牧、狩猎和作战都离不开骑射。元代以骑射立国,将弓箭作为战争的主要武器。公元1206年,蒙古部落首领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建立了蒙古帝国,之后又进行西征。长期的军事生活使蒙古族成为一个精骑善射的民族,他们可以在马上一边冲锋一边弯弓射箭。蒙古族传统节日“祭敖包”和“那达慕”大会上的搏克(摔跤)、射箭、赛马等三项传统竞技活动与其历史上的征战渊源密切。

壮族人喜爱的三人板鞋竞技,据说是明代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发明的。相传明代嘉靖年间,瓦氏夫人率领一些临时招募的广西狼兵奔赴浙江抗击倭寇。由于新招募的广西狼兵缺乏作战经验,不懂相互配合,因此队伍一盘散沙没有战斗力。为了严明军纪,使将士们同心协力,瓦氏夫人创造出三人缚腿赛跑的训练方法。这种训练方法推广到民间,演变成人们喜爱的三人板鞋竞技运动。

清朝历代帝王偏爱摔跤竞技,因而在清朝“布库”广泛传播,满族称摔跤为布库。清朝是中国式摔跤的鼎盛时期,在清朝皇帝的提倡下,满族、蒙古族和汉族摔跤手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摔跤技术不断提高和完善。清末时,我国摔跤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当时食俸禄的布库叫官跤,又叫官腿,民间消遣的个人摔跤被称为私跤或私练。中国式摔跤于清朝时已为朝廷所垄断并职业化,摔跤手经层层选拔组成“善扑营”,“善扑营”是职业保护皇帝的不挂刀贴身御林军,清王室的御前侍卫都是布库高手。后来摔跤由军事训练逐渐进入民间,成为各民族都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运动。

位于新疆伊犁河谷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远近闻名的“中国箭乡”。锡伯族善骑射,他们原是游牧民族,早在公元5世纪的南北朝时,其祖先鲜卑部落就擅长搭弓射箭、飞马扬鞭,驰骋于呼伦贝尔、绰尔河、松花江、嫩江一带以打猎捕鱼为生。清政府为了巩固和充实西北边防,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月十八日,将居住在今辽宁沈阳一带的锡伯族官兵4000余人,连同妻室子女西迁至新疆伊犁河南岸屯垦戍边。为了纪念历史上锡伯族的西迁,每到农历四月十八日这天,锡伯族都要举行娱乐活动,称为“杜因拜专坤”节,也叫“四一八”节。在这个纪念节日里,锡伯族要进行射箭等体育竞技比赛。西迁后,锡伯族不仅在伊犁河谷垦荒造田,劈崖引水,开凿了“察布查尔大渠”,还抵御了英俄侵扰,平定了张格尔和阿古柏之乱。长期的戎马征战练就了锡伯族人的骑射本领,使侵略者都尝过锡伯族人弓箭的苦头。清朝时锡伯族被编入八旗,每旗中要挑选百名左右能骑善射的青壮年为甲兵,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就是兵勇。锡伯族对战马和弓箭有着特殊的感情,只要家中出生一个男孩,都要在门上用红丝线悬挂一张小弓箭,表示希望孩子长大后成为一名弓马娴熟的勇士。在弓箭训练方面锡伯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为了拉弓用力一致,提高放箭射靶的命中率,在增强两臂的力量时除采用举石担、抬石滚、擎车轴等外,还要压肩、吊膀。

自古以来凡回族聚居的地方都有练武的习俗,回族武术与军事战争紧密结合。在元末朱元璋起义队伍中就涌现出一批战功显赫的回回将领,如开国元勋常遇春、胡大海等人,因此有“十大回回保国”的说法,这些人英勇善战,武艺高强。崇祯十五年(1642年),一些武术高超的回族组成“清真营”加入到李自成的起义军中。清乾隆皇帝曾感慨:“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将种。”清同治年间,为了求生存,反抗民族压迫,回回民族在宁夏吴忠金积堡举行了回民大起义,起义中回族武术发挥了巨大作用。

6.民族体育具有自娱自乐特点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自娱自乐的特点。如撒拉族的拔腰,就是撒拉族年轻人劳动之余的娱乐活动。拔腰类似于摔跤,但与摔跤又不同,是双方抢抱对方腰部,彼此用力将对方从地面拔起,只要对方双脚离地就是输。在拔腰的过程中双方对峙时间越久,观众情绪越激昂。拔腰前双方先要即兴唱山歌为前导,这使娱乐成分更加浓厚。独龙族年轻人也喜欢在劳动休息时聚在一起摔跤。

黎族的跳竹竿现在已成为群众广泛喜爱的体育活动。黎族跳竹竿从立春之日直至正月十五,几乎夜夜篝火通明,欢跳不息,气氛热烈。随着时代变迁,跳竹竿已演变为既是娱乐又是健身的群众体育活动。在黎寨“三月三”山恋节时,盛大的跳竹竿活动还为许多青年男女架设了鹊桥。跳竹竿分跪、蹲、站三种方法击竿,击竿节奏越快难度越大。跳竹竿时要随着竹竿的分合、高低灵活敏捷地跳跃,跳跃时要防止竹竿夹住脚、腰和脖子。跳竹竿要求有良好的身体素质、音乐感和舞蹈技巧。

7.融表演与竞赛于一体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完美的艺术性和极大的观赏性,它将竞赛与表演融为一体,人们既是在观看激烈的竞赛,又是在欣赏优美的表演,这为观看者带来一种极大的审美快感。

藏族的赛马不只是比速度快,还有跑马拾哈达、跑马拔旗、飞马跳鞍、在马上做翻滚和后仰等动作。有的高手还将背上的叉子枪取下,在马脖子下绕一圈,再用另一只手接过枪后举枪射击。飞驰的奔马和藏族骑手的敏捷、骁勇、剽悍无不体现出鲜明的山地民族的性格。

朝鲜族姑娘们热衷的跳板运动具有很强的表演性。跳板靠两人协调合作展示多种弹跳技巧。跳板两端的姑娘轮流起跳,借下落的力量将对方弹起,同时在空中做各种优美的惊险动作,如直跳、屈腿跳、剪子跳、旋转跳、空翻跳等,人在跳板上蹬跳时既有高度又有技巧,此起彼落,婀娜多姿,犹如空中芭蕾。有时两人边跳边唱,一唱一和。跳板比赛分为抽线和表演两种。抽线是在规定时间内根据腾空者将系在脚脖上的线抽出来的长度定胜负。表演赛有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自选动作时选手可手持扇子、铁圈、花环等表演,裁判按其动作难度、动作标准、动作优美来评判分数。

维吾尔族达瓦孜表演一般在维吾尔族“达瓦孜”民族画报社提供喜庆节日时露天进行,实际上达瓦孜是在数十米高空的绳索上表演各种高难度杂技。达瓦孜表演场地需占地面积10060平方米,中间耸立主杆高30米,最高处扎有牌楼,牌楼横杆两端拴有吊杠(秋千)和吊环为表演者使用。80米长的主绳将地面和牌楼接为一体,表演者手持约6米长的平衡杆,不系任何保险带,随着纳格拉(铁鼓)的节奏和唢呐旋律在绳索上表演前后走动、盘腿端坐、蒙眼行走、脚下踩着碟子行走、飞身跳跃、立绳、骑独轮车、顶碗探海、单臂倒立、前后翻滚、飞身过人等一系列惊险技巧。

目前达瓦孜表演者是新疆达瓦孜家族中第六代传人阿迪力•吾守尔。1997年至2003年,他曾五次成功打破高空行走世界纪录,成功跨越长达13996米的钢丝,创造了“无保险高空走钢丝世界最长”的吉尼斯世界纪录。2010年7月2日,他创造了高空走钢丝表演198小时23分钟、高空生存60天的吉尼斯世界纪录。2006年5月20日,达瓦孜表演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6月5日,经文化部确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阿迪力•吾守尔为达瓦孜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德昂族武术既可观赏又有强身防卫作用。德昂族武术有梅花拳、左拳、四门拳、白昼拳、磙子拳和单刀等,其特点是出击勇猛利索。梅花拳始于明末,因是在7根酒杯粗和半米高的梅花型桩上练习起拳踢脚而被称为梅花拳。左拳是德昂族灵活多变的拳术,迎战对方时往往以左手出击的绝招获胜,因此德昂族有左手定输赢之说。

赫哲族的严冬滑雪和射击,藏族的赛牦牛,蒙古族的赛马和赛骆驼,彝族的摔跤,白族的跳花盆,苗族“耍花山”的射弩和姑娘们“穿花衣”、“穿花裙”赛跑比赛,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塔吉克族的赛马、叼羊、姑娘追,水族的赛马,满族的冰上打陀螺,瑶族的游泳,鄂温克族的套马,侗族的抢花炮以及春节舞狮舞龙、五月划龙舟等,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都有极大的观赏性,不但使参赛者强身健体而且使观看者身心愉悦。

8.优异的比赛成绩

2008年在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上,中国639名参赛运动员中有10个少数民族的42名运动员,在这42名少数民族运动员中却产生了5位奥运冠军。来自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的17岁苗族小伙龙清泉夺得男子举重56公斤级冠军。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侗族小伙陆永实现了我国男子举重大级别的历史性突破,勇夺男子举重85公斤级冠军。来自内蒙古锡林浩特的蒙古族小伙张小平为中国男子拳击大级别(81公斤级)夺得首枚奥运金牌。回族姑娘曹磊以抓举128公斤,挺举154公斤,总成绩282公斤的成绩获得女子举重75公斤级奥运金牌,她同时打破抓举、挺举、总成绩三项奥运会纪录。满族姑娘唐宾与其他三位女运动员一起获得赛艇女子四人双桨无舵手奥运冠军。张小平的这枚金牌是内蒙古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首枚奖牌。

中国男子射箭队在以前的世界大赛中从未进入过前八强,这次北京奥运会的男团组合薛海峰、李文全、姜林历史性地打进半决赛,夺得了奥运会男子团体射箭第三名,这是中国男子射箭队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中国男子射箭队这三位选手被称为“民族大团结”的典范,他们分别来自三个民族,姜林是山东汉族运动员,薛海峰是新疆锡伯族,李文全是广西壮族。

锡伯族射箭名将薛海峰来自新疆“射箭之乡”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当北京奥运会中国男子射箭队击败了老牌射箭强队乌克兰摘得男团铜牌后,薛海峰站到奥运领奖台上,看台上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铁力瓦尔迪•阿不都热西提不禁热泪盈眶,他说:“这是我们新疆运动员第一次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这是祖国的骄傲,也是新疆人民的骄傲。”

9.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遗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非常重视。1953年,在天津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在开幕式上讲话说:“民族形式体育是我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我国广大人民在劳动和战斗中创造出来的。它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成为广大劳动人民所喜爱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其中有好些优秀的项目,有长远的历史,而且在目前在广大的农村和城市中也还相当广泛地流传着。”

自20世纪50年代后,国家体委不但在各地的体育史志中设立了“民族体育”一项,还建立了民族体育学术团体,对民族体育问题开展研讨、交流。各级民委和体委还组织人员开展了对民族体育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并在各省市体育志的基础上汇编出了《中华民族体育志》,其中收录民族体育项目多达977项。

2002年,文化部正式启动了“中国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证、抢救、保护、开发和利用工程。”2006年5月20日我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列入了北京天桥中幡、维吾尔族达瓦孜、回族重刀武术、朝鲜族跳板和秋千、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蒙古族搏克和山东淄博的蹴鞠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现代意义

体育象征着国家的兴盛、民族的安康。体育能够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所体现出的政治意义更是超越了其运动本身。1953年11月8日至12日,我国在天津市民园体育场举行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第一次走出边寨。

自1981年全国少数民族体育工作座谈会后,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定为每四年举行一次,这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从此步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目前,我国已在天津、呼和浩特、乌鲁木齐、南宁(分赛场呼和浩特)、昆明、北京(分赛场拉萨)、银川、广州、贵阳等地成功举办了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到第八届为止比赛项目已由第二届的2个增加到15个,表演项目由第二届的68个发展为148个,代表团从第一届的9个增加到35个,参赛人数从第一届的12个少数民族的395名运动员扩展到55个少数民族的6381名运动员。如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不但比赛规则逐渐完善,而且有会徽、会旗和会标,这标志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已正规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现代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推动国家近代体育项目的开展

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不但促进了民族地区传统体育的发展,而且也推动了国家一些近代体育项目的开展,为国家近代体育项目不断输送人才。有些民族体育项目接近或类似近代体育项目,如射箭、摔跤、马术以及达斡尔族的传统体育“波依阔”(与现代曲棍球运动相似)等体育活动,这些民族体育项目只要稍加改革就能直接参加国内外体育比赛。这些项目在民族地区常年广泛开展,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经过科学训练就能快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历届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员中1/3的选手来自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我国达斡尔族人口只有15万人,但是这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波依阔”填补了我国曲棍球运动的空白。20世纪70年代,国家体委在全国考察时发现达斡尔族的古老运动“波依阔”与现代曲棍球的比赛规则、双方参赛阵容都十分相似,于是1975年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组建了男子专业曲棍球队,并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进行表演赛。1980年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又组建了我国第一支女子曲棍球队。男、女曲棍球分别于1983年和1987年被列为全国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参加各类国际曲棍球比赛,取得了一系列优异成绩。国家男子曲棍球队取得了第一届亚洲杯赛的第三名,第11届、第14届亚运会的第五名。2006年获得多哈亚运会的亚军。

2008年中国男子曲棍球队首次参赛北京奥运会,在中国男子曲棍球参赛队员中有7人是来自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少数民族运动员。多年来,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达斡尔族曲棍球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运动员,先后有28人次的达斡尔族运动员代表中国到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进行访问比赛。山东、江苏、广东、甘肃曲棍球队的教练也都是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我国的第一位国际曲棍球裁判尹玉峰,第一位女子曲棍球教练员哈森均来自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2006年,达斡尔族曲棍球运动员德力英到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执教,他所执教的曲棍球队连续两年获得该国全国冠军杯赛的冠军。现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已把曲棍球列为传统体育的重点项目,当地中小学体育课程也将曲棍球列为教学内容。在中国曲棍球运动的发展中,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始终发挥着基石和摇篮作用。

2.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可持续发展

举办大型运动会和各种竞赛活动是推动民族体育普及与提高的最好方式。截至目前,全国各省区市(除港澳台)都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省区级民族运动会,其中26个省区(市)已形成每4年一届的赛制。各省区市(除港澳台)举办的本地区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反过来又为全国民族体育运动会奠定了基础。

为了不断提高民族体育运动会的竞赛水平,使民族体育项目更加规范化,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各省区(市)开始有目的地建立民族体育项目基地,对运动员进行经常性的培训。目前,全国20个省区(市)建立了155个民族传统体育基地。例如,北京市确定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4个民族体育训练基地和14个推广基地。民族体育基地的建立对稳定运动员队伍,保证传承,提高训练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

2000年以来,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吉首大学、大连民族学院、河北体育学院、山东济南大学、青海民族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等高校,先后分别开设了民族体育专业或民族体育课程,这使民族体育总体水平有了极大提高和明显发展。
近年来,一些深受少数民族群众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已成为全民健身项目而进入城市社区的健身活动。例如,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将摆手舞、板凳龙、竹龄球、武术等民族体育项目列入全民健身计划,经常有10万人参加活动。民族传统体育中的射弩也深受人们喜爱,已成为一些城市娱乐中心的健身娱乐项目。这些都标志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资料来源:《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的贡献》